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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人的教育之不同

梁漱溟

　　(［說明］此為著者1922年初在晉講演之一，由陳政記錄。1922年初刊于《教育雜志》，曾收入《漱冥卅前文錄》。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F(xiàn)據(jù)《全集》文本收入本卷，并據(jù)《漱冥卅前文錄》校正個別錯誤。)

　　十年歲杪，藉年假之暇，赴山西講演之約，新年一月四日，在省垣陽曲小學為各小學校教職員諸君談話如此。《教育雜志》主者李石岑先生來征文，倉卒無以應；姑即以此錄奉。稿為陳仲瑜君筆記。

　　記得辜鴻銘先生在他所作批評東西文化的一本書所謂《春秋大義》里邊說到兩方人教育的不同。他說：西洋人入學讀書所學的一則曰知識，再則曰知識，三則曰知識；中國人入學讀書所學的是君子之道。這話說得很有趣，并且多少有些對處。雖然我們從前那種教人作八股文章算得教人以君子之道否，還是問題。然而那些材料——《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則是講的君子之道；無論如何，中國人的教育，總可以說是偏乎這么一種意向的。而西洋人所以教人的，除近來教育上的見解不計外，以前的辦法盡是教給人許多知識：什么天上幾多星，地球怎樣轉，……現(xiàn)在我們辦學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講的許多功課都是幾十年前中國所沒有，全不以此教人的；而中國書上那些道理也仿佛為西洋教育所不提及。此兩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點是很明的。大約可以說中國人的教育偏著在情志的一邊，例如孝弟……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著知的一邊，例如諸自然科學……之教。這種教育的不同，蓋由于兩方文化的路徑根本異趨；他只是兩方整個文化不同所表現(xiàn)出之一端。此要看我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便知。昨天到督署即談到此，有人很排斥偏知的教育；有人主張二者不應偏廢。這不可偏廢自然是完全的合理的教育所必要。

　　我們人一生下來就要往前生活。生活中第一需要的便是知識。即如擺在眼前的這許多東西，哪個是可吃，哪個是不可吃，哪是滋養(yǎng)，哪是有毒，……都須要知道。否則，你將怎樣去吃或不吃呢?若都能知道，即為具有這一方面的知識，然后這一小方面的生活才對付的下去。吾人生活各方面都要各有其知識或學術才行。學問即知識精細確實貫串成套者。知識或學問，也可出于自家的創(chuàng)造——由個人經驗推理而得，也可以從旁人指教而來——前人所創(chuàng)造的教給后人。但知識或學問，除一部分純理科學如數(shù)理論理而外，大多是必假經驗才得成就的；如果不走承受前人所經驗而創(chuàng)造的一條路，而單走個人自家的創(chuàng)造一路，那一個人不過幾十年，其經驗能有幾何?待有經驗一個人已要老死了，再來一個人又要從頭去經驗，這樣安得有許多學問產生出來?安得有人類文明的進步?所謂學問，所謂人類文明的進步實在是由前人的創(chuàng)造教給后人，如是繼續(xù)開拓深入才得有的。無論是不假經驗的學問，或必假經驗的學問都是如此；而必假經驗的學問則尤其必要。并且一樣一樣都要親自去嘗試閱歷而后知道如何對付，也未免太苦，太不經濟，絕無如是辦法。譬如小孩生下來，當然不要他自己去嘗試哪個可吃，哪個不可吃，而由大人指教給他。所以無論教育的意義如何，知識的授受總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之一端。西洋人照他那文化的路徑，知識方面成就的最大，并且容易看得人的生活應當受知識的指導；從梭格拉底一直到杜威的人生思想都是如此。其結果也真能作到各方面的生活都各有其知識而生活莫不取決于知識，受知識的指導——對自然界的問題就有諸自然科學為指導，對社會人事的問題就有社會科學為指導。這雖然也應當留心他的錯誤，然自其對的一面去說，則這種辦法確乎是對的。中國人則不然。從他的脾氣，在無論哪一項生活都不喜歡準據(jù)于知識；而且照他那文化的路經，于知識方面成就的最鮮，也無可為準據(jù)者。其結果幾千年到現(xiàn)在，遇著問題——不論大小難易——總是以個人經驗、意見、心思、手腕為對付。即如醫(yī)學，算是有其專門學問了，而其實在這上邊尤其見出他們只靠著個人的經驗、意見、心思、手腕去應付一切。中國醫(yī)生沒有他準據(jù)的藥物學，他只靠著他用藥開單的經驗所得；也沒有他準據(jù)的病理學、內科學，他只靠著他臨床的閱歷所得。由上種種情形互相因果，中國的教育很少是授人以知識，西洋人的教育則多是授人以知識。但人類的生活應當受知識的指導，也沒有法子不受知識的指導；沒有真正的知識，所用的就只是些不精細不確實未得成熟貫串的東西。所以就這一端而論，不能說不是我們中國人生活之缺點。若問兩方教育的得失，則西洋于此為得，中國于此為失。以后我們自然應當鑒于前此之失，而于智慧的啟牖，知識的授給加意。好在自從西洋派教育輸入，已經往這一邊去做了。

　　情志一面之教育根本與知的一邊之教育不同。即如我們上面所說知的教育之所以必要，在情志一面則烏有。故其辦法亦即不同。知的教育固不僅為知識的授給，而尤且著意智慧的啟牖。然實則無論如何，知識的授給終為知的教育最重要之一端；此則與情志的教育截然不同之所在也。智慧的啟牖，其辦法與情志教育或不相違；至若知識的授給，其辦法與情志教育乃全不相應。蓋情志是本能，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為一個人生來所具有無缺爾者，不同乎知識為生來所不具有；為后天所不能加進去者，不同乎知識悉從后天得來(無論出于自家的創(chuàng)造，或承受前人均為從外面得來的，后加進去的)。既然這樣，似乎情志既不待教育，亦非可教育者。此殊不然。生活的本身全在情志方面，而知的一邊——包固有的智慧與后天的知識——只是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志方面)如果沒有弄得妥帖恰好，則工具雖利將無所用之，或轉自貽戚；所以情志教育更是根本的。這就是說怎樣要生活本身弄得恰好是第一個問題；生活工具的講求固是必要，無論如何，不能不居于第二個問題。所謂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啟牖和知識的創(chuàng)造授受，尤在調順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本能雖不待教給，非可教給者，但仍舊可以教育的，并且很需要教育。因為本能極容易攪亂失宜，即生活很難妥帖恰好，所以要調理他得以發(fā)育活動到好處，這便是情志的教育所要用的功夫——其功夫與智慧的啟牖或近，與知識的教給便大不同。從來中國人的教育很著意于要人得有合理的生活，而極顧虛情志的失宜。從這一點論，自然要算中國的教育為得，而西洋人忽視此點為失。蓋西洋教育著意生活的工具，中國教育著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然中國教育雖以常能著意生活本身故謂為得，卻是其方法未盡得宜。蓋未能審察情的教育與知的教育之根本不同，常常把教給知識的方法用于情志教育。譬如大家總好以干燥無味的辦法，給人以孝弟忠信等教訓，如同教給他知識一般。其實這不是知識，不能當做知識去授給他；應當從怎樣使他那為這孝弟忠信所從來之根本(本能)得以發(fā)育活動，則他自然會孝弟忠信。這種干燥的教訓只注入知的一面，而無甚影響于其根本的情志，則生活行事仍舊不能改善合理。人的生活行動在以前大家都以為出于知的方面，純受知識的支配，所以梭格拉底說知識即道德；謂人只要明白，他作事就對。這種思想，直到如今才由心理學的進步給他一個翻案。原來人的行動不能聽命于知識的。孝弟忠信的教訓，差不多即把道德看成知識的事。我們對于本能只能從旁去調理他、順導他、培養(yǎng)他，不要妨害他、攪亂他，如是而已；譬如孝親一事，不必告訴他長篇大套的話，只須順著小孩子愛親的情趣，使他自由發(fā)揮出來便好。愛親是他自己固有的本能，完全沒有聽過孝親的教訓的人即能由此本能而知孝悌；聽過許多教訓的人，也許因其本能受妨礙而不孝親。在孔子便不是以干燥之教訓給人的。他根本導人以一種生活，而借禮樂去調理情志。但是到后來，孔子的教育不復存在，只剩下這種干燥教訓的教育法了。這也是我們以后教育應當知所鑒戒而改正的。還有教育上常喜歡借賞罰為手段，去改善人的生活行為，這是極不對的。賞罰是利用人計較算帳的心理而支配他的動作，便使情志不得活動，妨害本能的發(fā)揮；強知的方面去做主，根本擾亂了生活之順序。所以這不但是情志的教育所不宜，而且有很壞的影響。因為賞罰而去為善或不作惡的小孩，我以為根本不可教的；能夠反抗賞罰的，是其本能力量很強，不受外面的擾亂，倒是很有希望的。